文丨贾振华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学龄前，我远离都市，与姥爷姥姥在田园风光的乡下共同生活过一段美好时光。

姥爷家坐落在峨嵋岭下一个村寨，公元前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就建在离此地5公里的禹王。峨嵋岭号称是魏国君主一条龙脉，许多士大夫死后就葬在这绵延数百公里的岭上。九十年代，文物盗贼沿着这条“龙脉”疯狂盗取古墓，一度成为全国文物盗窃重灾区，“龙脉”之说也由此在坊间广为流传。

幸福与物质没有关系。幸福往往是精神层面上的一种享受，童年时期的我，经历了中国社会的贫寒，尤其是乡村，贫寒的生活，没能使人们失去追求，物质匮乏也没能抹杀古朴的民风，恰恰相反厚重的人文历史文化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地延续着……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自觉不自觉地吸吮着中国农耕文化，以至于后来生活在都市，依然对农民有种天然的敬畏之情。农耕文化支撑起东方泱泱大国，是农民“面朝黄土，背负青天”才使华夏民族生生不息。

我虽身居都市，楼宇环绕，耳畔充斥着闹市里的嘈杂，可魂牵梦绕的却是峨嵋岭下那个贫穷而熟悉的村寨，她让我少了份任性、多了份坚韧。在人生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我都能够积极面对，因为我眼前是一个个被日头晒得黝黑、赤裸着身子、在田野劳作的农民。他们告诉我：人生就是站在耙犁上耙掉荆棘和野草，耙出一块平坦的田地。

清明前夕，我回到阔别几十年的那个村寨。一踏入村口，我就立刻感觉到有种陌生的气息。村里不见一人，静悄悄的，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如果不是村子里的轮廓依稀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还真以为走错了。

马房是村里的“新闻发布中心”，也是我儿时玩耍的好去处。马房车门外废弃的碌碡上，时常蹲坐着肩披汗衫、嘴叼烟袋的汉子，而婆婆则坐在车门里，支起纺车纺着棉花。我就在他们中间，或者是因为我乖巧，或者是村民见到城里孩子稀奇，也许两者皆有，汉子婆婆总喜欢拿我逗乐，而我却夸张地学摆着一个名叫采莲婆婆的样子，两手佯装着端起纺针，眯缝起一只眼睛，装模作样地矫正着。这一举动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这也成了我让汉子婆婆开心一笑的保留节目。当然这都是在闲暇时，上工后，马房里就剩下四个饲养员，他们会把我当成大人，问我城里这城里那。我把道途听说的事加工后讲给他们听，他们也乐此不疲……我立在原先马房的位置，眼前浮现儿时的画面。马房不复存在了，已经重新规划给了人家，盖起气派的砖瓦房。南门外十八亩菜地边上的那片小树林，没有长成我想象中的参天大树，而是变成新农村建设一排排农舍。这时，一个中年汉子走过来，我俩对视之后几乎同时叫出对方。中年汉子叫生财，几年前在外打工不幸摔伤腿，落下残疾。我问他：村里怎么静悄悄的，没有人？生财告诉我：都到外面打工去了。

时值下午3点多，正是村民晌午饭时候。听不到风箱声音，也看不到炊烟，越往村里走，越发寂静，寂静的让人心里发毛，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僵尸村”？果不其然，许多院门挂着锁头，而且锁头明显生着锈，有些院落春节甚至都没有张贴春联，看来主人已经很久没有回来。

按照原先的约定，次日要给故去的姥爷姥姥烧纸。两位至亲出生于革命风潮涌动的辛亥年间，姥爷早年参加学潮，曾在当地拉起一支革命武装。姥爷为了他心中的“主义”，把一切抛到脑后，为了显示与旧观念的决裂，不顾家人反对，要找“大脚板”为妻。姥姥心中虽然没像姥爷那样装着“主义”，可她不愿忍受那份屈辱的痛苦，幼小的姥姥一次次扯开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就这样一双大脚悄然长在姥姥身上，原以为大脚女子嫁不出去，可谁知英俊的姥爷十里八乡选准了姥姥。姥爷姥姥的坟茔坐落在峨嵋岭上，也算沾了点封建帝王的龙气。长眠在此的两位老人，每天都在看着岭下的村寨。今天的村景，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吗？

一堆牛粪，扩散出农耕文化的厚重。而今在硬化了的村路上再也见不到牛粪。

母鸡报蛋的叫声，昭示着农家的兴旺。现在已经听不到那熟悉的叫声。

村民手里拿着馍，边吃边往地里赶，碰见乡党，憨憨笑笑，把手里的馍递过去，道：吃馍。我没有碰见吃馍的村民，或许他们现在文雅了，不在外面让人瞧见自己的吃相。可记忆里，那淳朴憨厚的庄稼汉还在吗？

别了，我的童年。

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