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志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电视征婚曾经在社会上风靡一时，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那时我在太钢加工厂工会工作，曾办理过我厂三位职工电视征婚的相关事宜，回想起来颇有趣味。

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改革开放有了普遍提高，电视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庭。时尚的电视与新颖的征婚就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了一起。

记得在一次工会主席座谈时，有人提出工会要为大龄青年的婚姻办实事，让咱们的大龄青年也上电视征婚。一人提出，众人喝彩，此事就这样定了。各工会主席负责征询大龄青年的意愿并上报厂工会，我负责咨询和办理征婚的相关事宜。会后，我走进迎泽大街的山西广播电视台，在咨询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由工作人员引领来到演播室，观摩了正在录播征婚的实况。征婚的是两位先富起来的农村青年，一高一矮，一样的打扮：上身系着红领带，下穿懒汉布鞋，中间扎着红腰带若隐若现。先出镜的矮个青年说着浓浓的乡音，在自报个人简况后，提出对女方的要求：地区不限、相貌一般，有生育能力。后出镜的高个青年对女方的要求也是：地区不限、相貌一般，有生育能力。另多加了一条：女方经济条件好，男到女家也行。征婚的相关情况摸清后，我将我厂三位应征大龄青年请到厂工会，说明了具体事宜，并到公司工会办理了三人征婚费用3000元的转账支票。

择日，我便带领三人应约去电视台征婚了。在录播现场，看到了一波小小的争执：几位农村青年的征婚词都有“地区不限、相貌一般，有生育能力。”但电视台主持人要求他们去除“有生育能力”这一条。原因是省妇联告诫电视台，在征婚中不能出现“有生育能力”这些带有敏感词汇的语句。而农村青年却非要坚持，争执不下，电视台就让我们先录。我们的三位职工没有农村青年的那些讲究，利利索索一次就录播成功了。第一位出镜录制的是位生产一线的工人，第二位是个中年离异的工程师，第三位是个科室干部。那时，人们还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所以三位留下的联系方式都是：写信到太钢加工厂工会杨志勇转。这一转可把我转晕了，播放三人征婚的电视，在当晚播出的第二天，就有寄来的书信让我转。之后的转送书信与日俱增，几十封、上百封的书信分别转交三人。与此同时，找到厂工会来上门相亲的人也日渐多了起来。有亲自来相亲的、有结伴而来的，还有单位出面来应征的。其中河西某大型纤维厂的工会主席、女工部长坐专车来为其车间主任相亲。女方的自身条件优越，是位中层领导，有学历、有新房。而对我男方的要求却搞得我啼笑皆非：既看中了那位工程师的职称，又相中了那位科室干部的年龄，还青睐那位一线工人的长相容貌。在众多来相亲的人中，安排她们与我方三人分别面谈一事，就忙得我不亦乐乎。最痛快的是那位一线工人，那天，有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相亲，看中了一线工人，我安排他俩到隔壁图书馆面谈。时间不长，两人就相随走了。之后一线工人再没来厂工会，我稍后向其工会主席打听，得知两人一见钟情，早就开始“压马路”了。最纠结的是那位工程师，在那个文凭、职称吃香的时期，许多人就是冲着他工程师而来的，而工程师本人也在众花丛中挑花了眼。一天，他拿着一封信让我给参谋，这是一位女儿为母亲写的征婚信，开头就是“亲爱的工程师叔叔，我冒昧地这样称呼您不介意吧？”信写的委婉真挚，在简介了其家庭及母亲的情况后，邀请工程师上门做客。工程师问我，“去还是不去？”我说：“去！其女如此开通，省掉了婚后相处的矛盾。”之后，工程师去了，并告诉了我上门的情况，“人家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子饭菜，请我抽烟、我不会，请我喝酒、我不喝，实在没办法，我就吃了这来长的一根豆荚荚。”事隔不久，我从厂工会调到了车间工段工作。一天，我外出刚回到办公室，早已等候的工程师就笑嘻嘻地进来给我递烟。我说，“你不是不抽烟吗?”他说是喜烟，他结婚了。我还没来得及问询道喜，就被几个闹着涨工资的人闯进来搅黄了。之后，我忙于生产工作，也就无暇问及三人征婚后的最终结果。虽说我们都在同一个厂，但大家工作的场所遍及十里钢城内外。不在其位就不谋其事了，听说后来也有人要上电视征婚，但上面有了相应的文件，文件的大意是：单位为个人的电视征婚，属于公款消费，应予禁止。随之，风行一时的电视征婚也就销声匿迹了。

人们的婚配，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结合方式，从父母包办、媒妁说合、自由恋爱到时下公园里父母代子女相亲等等方式中，电视征婚也曾昙花一现地出彩过，无论哪种方式，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