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所谓“干除渣”就是使用钳式吊刮渣子，下面装有铲子和漏斗。这种方法对厂房和设备的受力能力有要求，厂里就请理工大学和太原重型机器厂的技术人员来设计，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干除渣”逐步代替了人工除渣，均热炉的周转周期也延长了，以前半个月停一次打炉底，后来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才停一次。通过这次改造，初轧厂解决了均热炉的加热问题。1977年，我作为太钢初轧厂天车工段的代表，光荣出席了太原市的先进表彰大会。

1978年，我被任命为初轧厂主管设备的副厂长。管理设备，我感到难度很大，因为我是学冶金机械的，不懂电气。初轧厂的设备机械化程度高，主电室又是核心。我找领导，说我干不了，我从没学过电，压根儿就不懂。经过再三请辞无效后，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设备副厂长的任命。设备每月要定检一次，需要一至两天，这是检修规定。由于我不懂电气，最初连检修计划都排不下去。定下检修时间是八小时，有人说需要十二小时，定下十二小时，又有人说两天才能干完，总之困难重重。没有别的办法，只要一检修，我就到电气工段待到主电室里，看大家怎么干，和大家一块干，以便尽快熟悉掌握设备情况。主电室分为大马达轮和发电机组两个部分，检修的时候需要刮槽、倒刃，然后由车工去车，工序要求比较高。过去是由发电厂检修，一般需要几天时间，但就这几天时间，对于初轧厂来说，也是非常紧张的。炼钢厂炼出的钢都要从初轧厂过道关，轧制成不同长度的方坯和板坯，才能给下工序的轧钢厂“吃”。初轧厂是太钢的中间关键环节，处于太钢的咽喉地位，如它停产，会造成“上顶钢，下压材”的不利局面。所以，初轧厂的检修时间不能太长。为了不影响生产，缩短检修时间，我们经过研究讨论，动员我们自己的人动手干。主电室的职工都是钢院毕业的年轻人，很能干，大家刮槽、倒刃，轮换着上，汗流浃背，歇人不歇马。一开始，我们需要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后来越干越熟练，只需要六到八小时就能完成。初轧厂就这样形成了一支能吃苦、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

我当设备副厂长后，由于经常和电气工段的人在一起干活，慢慢大家就熟了，对设备管理方面也渐渐理顺了。1982年，公司领导找我谈话，任命我为初轧厂的厂长。我说，厂长我干不了，设备刚刚理顺，还是让我管设备吧。这并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对生产工艺流程方面真的一窍不通。管设备时，也只顾自己管辖的这一块，其他的都不懂。当厂长，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后来，芦庆祥书记找我谈话，鼓励我当厂长，表示大力支持我。这位老同志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的革命工作，思想正统，看不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对初轧厂干部的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2年，我当了初轧厂厂长，1983年就提出了改革的问题。那时根本不懂怎么改，人家都说，承包就是改革。于是，我就与公司管生产的孟立正副经理谈承包的事。要知道，我们厂承包，风险是很大的，公司钢的产量上去后，可我们还是轧不了。公司的钢锭库房已经堆满了，连铁路两边堆的也全是钢锭。公司只好卖钢锭，比起卖成钢来效益差得太远了。为了把生产抓上去，公司与我们搞“吨钢”承包，就是轧一吨钢，讲定给多少工资，轧得多，给得多。初轧厂、峨口铁矿、东山矿是最先与公司搞承包的单位。“吨钢”承包这不是个小事情，以前吃大锅饭，不轧也给工资，现在少轧一吨就少给一吨的工资。和公司承包以后，我们怎么办？从公司回来，厂里经过研究讨论立即与工段、科室搞起了承包。我们把七个工段合成四个，否则太分散，不便于管理。干部也进行了全面调整。干部就让年轻人上，他们有朝气、有干劲。然后，段里又与班组、个人承包到底。记得我们是在3月份与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6月份我们就进行了一次设备大修。讲明了，谁干得多，谁工资多，职工们很有激情，包括我的机修工段职工，积极性也是非常高。未承包之前，机修工段的加工量也就是几吨，一承包不得了，能上十几吨，最后，机修的工资奖金反而超出了第一线。有人就有意见了，反映说，这样不行呀，机修是二线，二线还能超过一线？我给他们做工作说，这说话得算数，你和人家承包了，已经形成事实了，现在又不想给人家那么多工资了，能行吗？结果，在厂里试行承包的两个月里，机修工段比第一线拿的工资奖金都要多。通过这次改革，生产抓起来以后，工资奖金也跟着水涨船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也普遍提高了。初轧厂的核心是二号台轧机，钢都要从这儿过，承包后工作细到什么程度？就是要记一个人轧一根钢需要几分几秒？你这一段时间能轧几根？人人争先恐后。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我们不但把钢锭库的存货“吃”完，把铁路两边堆的钢锭“吃”完，而且把卖出去的钢锭再包回来，挣加工费，两边的切头还能作为废钢留下。商钧经理和王景生书记到国外考察了一圈回来后，发现没有钢锭了，都轧完了，非常惊讶地说：“你们的劲头这么大，真是没想到。”这说明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把责任制落实到基层，一层一层都有了责任。

我们对设备进行了几次改造。主电室的故障比较多，怎么改？我们首先取掉了发电机组用特控块替代，这样一来，没有了发电机组，减轻了检修负担，事故也少多了。厂里当时所使用的耙式吊，用钢丝绳拴着，耙子来回晃动不好插钢，需要人拉钩子作调整，职工体力劳动大不说，还有红钢烤着，很热，很难受。我们对耙式吊进行了改造，改成了硬式耙式吊，不用钢丝绳了，和钳式吊一样，两边有滑道能上下移动。还有钢坯表面的处理，都是人工用砂轮磨，过去叫砂轮工。人工磨，不仅污染严重，产生的粉末对人不好，容易导致矽肺病。我们另设了一个扒皮工段，做了一些研磨和扒皮的设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

太钢初轧厂自1958年建厂后，最初由于试生产，生产一直不正常。终于在我们那个阶段，在初轧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达产了。初轧机开坯能力达到了103.38万吨。1984年，初轧厂被评为出席太原市的模范企业。

回顾这些，并不是标榜我们干得有多么好，而是由于当时初轧厂在太钢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我们就得那么干，生产的那种紧张程度，逼迫我们必须干好。所以，有时成绩是逼出来的。当然这与公司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分不开。我们厂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公司领导就来了，全力帮助解决，就怕出事停产，因为当时还没有连铸机，初轧厂就是公司的咽喉。

自1985年离开初轧厂，我每年都要回去看看，对初轧厂很有感情。后来初轧厂改为型材厂，一年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全国留下初轧厂的企业很少，大部分都拆了，我们太钢留下了，而且产品很多，效益很好。产品有车轴钢、模具钢、气瓶钢、齿轮钢等，其中，车轴钢和气瓶钢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第一。初轧厂为太钢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政治责任重于泰山

1985年，上级领导找我谈话，任命我为太钢党委副书记。在此之前，我以为是让我干副经理，一听是副书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干不了。因为我一直没做过党务工作，对党的工作不熟悉。我就对上级领导说，还是让我回初轧厂当厂长吧。可作为一名党员，让干啥就得把啥干好。

我们这个班子，吴慧琴是书记，她鼓励我说：“别怕，我们一起合作，共同努力。”我接的是郎俊同志分管的工作。郎俊副书记宽慰我说：“别怕干不好，有我呢，有啥不懂就问。党的工作也好做，干一段时间就会了。”有吴书记和郎副书记做后盾，我才稍微放心些。

1986年，我带队到奥地利进行连铸机的初步审查，就在这个时候，公司单身职工集体上访。那时我们职工大部分都是两地分居，家属在农村，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事情闹得挺大，单身职工围住了公司，情绪非常激动，甚至把市领导的车都掀翻了，这事最后惊动了省委。那一段时间公司比较难，都是自己的职工，只能想办法做工作。最终，还是山西省出台了几条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单身两地生活中户口的问题。为此，省里每年都给指标，单身职工就有了盼头，今年轮不上，还有明年、后年，这样一来，单身职工队伍才算基本稳定了。

1988年，吴慧琴书记调到太原市，我接了她的班，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1988年6月，公司管生产的同志说完不成生产任务了，提出要更改计划。李经理很为难，问我们怎么办？我表态说：“现在还有半年，我们还有努力的时间。生产计划是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定下的，当时的承诺要改，要与职工说清楚。谁要改生产计划，谁下去，干不了，就别干了。”我的态度很硬，但不能说空话。我把管生产的武云岱副经理叫到办公室，向他了解了情况，然后带着机动处、生产处、行政处等有关处室到有关二级厂调查解决问题。一钢、二钢、三钢、发电、大氧、炼铁等单位我们都去了，围绕钢这一块了解生产情况。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包括职工的孩子无法入托，幼儿园进不去（当时存在托儿所、幼儿园满了不接收的问题），公司都及时想办法帮助解决。住房特别困难的职工，公司帮助解决。只有消除了后顾之忧，职工们才能安心生产。职工们看到了，公司党委来帮他们实实在在地解决困难，于是，这些厂的生产积极性起来了，到年底超过原计划一吨完成了生产任务。

我在太钢党委工作阶段，从纪检工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几个方面，抓得比较实在，特别是在干部的清正廉洁方面。早在1982年，我在初轧厂的时候，初轧厂的小集体因为效益不错，送给我们领导每人一百元钱，芦庆祥书记让退回去，一百元也不要。芦书记为人刚正不阿，对干部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到公司担任党委书记以后，能以身作则。上下班我不坐小汽车，坐通勤车。下班如果有事走得晚，就坐小面包车，面包车能多拉几个人，如果工作忙再走得晚些，才坐小汽车。胜西小区的小二楼刚建成的时候，公司党委决定，这个楼只让退下来的公司领导住，宁空着也不给在任的公司领导住。在任的公司领导住胜西小区的其他楼房，其中在任的老领导住三层，我们都住五层，副总年龄都大了，让他们住二层和底楼。

我的单项奖金从来没拿过，给我的奖金都放在党委办公室，用这笔钱去看病号、慰问工伤人员、看望老领导。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党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要求我们整个领导班子能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起到模范作用。现在经常有人说到党内的不正之风，说谁是谁的孩子，谁有什么什么关系了。我反对这种提法，不一定是这样的。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主流。我在太钢每前进一步，都是组织找我谈话，我才知道，并且担心自己无法胜任，每次都提出，我干不了。我在太钢使用干部，是凭群众的评价和本人的政绩，把真正有才干的人提拔到重要的岗位。

为了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我们在公司树典型，然后大家去学习。公司各二级厂每月开一次书记会，请行政领导参加，听书记每月介绍党支部工作是怎么干的，让行政领导提意见。因为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必须配合起来，叫行政听听，你做得对不对？好不好？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便更好地促进生产。

太钢连续多年成为出席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单位。1991年，我获得了“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荣誉称号。1992年，我调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离开了太钢。

我在太钢整整工作了30年，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30年并不长，但对于一个人，30年的历程能决定一生的走向。我从一名技术员到太钢党委书记，再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我的人生道路是从太钢走出来的，是太钢的熔炉对我进行了冶炼，是太钢对我进行了人生的锻造，使我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虽然我为太钢、为社会做了一些事情，但都是应该的，总觉得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太钢不锈钢年产量已达300万吨，过去我们几十年也比不上现在的几年干得多。太钢发展得很快、很好，我越看越高兴。

我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从记事起就到处逃难，刚刚十岁就进城做工。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黄金时代，我们的国家正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把太钢建设好，早日圆了我们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