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长征》依据党史、战史，以长征的真实历史和丰厚资料再现长征，以长征的革命精神叙述长征。全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把党和红军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方向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壮丽征程。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了大型电视纪录片《长征》。《长征》展示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毛泽东指出，长征“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美国第一个采访长征的新闻记者斯诺认为，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也认为，“20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电视纪录片《长征》中，长征画卷一幕幕展现出来：红一方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血染湘江；红二、六军团乌蒙山回旋战，在共同战斗中建立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一往无前，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红二十五军在河南南阳方城县独树镇遭到敌军包围，政治委员吴焕先冲锋陷阵，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指战员奋勇冲杀，突破敌军拦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与陕甘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提供长征“落脚点”。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境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正确解决一系列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采取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与策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长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度挖掘新的长征史料，用新的主题、新的创意、新的内容、新的故事，着重阐释长征的深层历史。它具备了电视纪录片（亦称理论文献专题片）的各种要素：通过历史当事人、历史当事人亲属、老红军战士的口述，深入挖掘各种历史文献，着力再现长征历史现场，真实记录长征的丰富历史。

《长征》展示了大量党史资料、文献资料、音像资料，揭示了长征中确立毛泽东中央领导地位的珍贵史实。长征开始后，通道会议毛泽东力挽狂澜，黎平会议中央政治局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奠定历史转折坚实基础。遵义会议上，博古在政治报告中为“左”倾错误辩解，周恩来在军事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张闻天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意见作反对“左”倾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集中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王稼祥发言拥护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绝大多数与会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遵义会议决定：第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第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成为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这些翔实的资料和叙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长征》展示了确定长征“落脚点”的艰辛过程，阐释了各路红军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俄界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哈达铺在《大公报》上发现陕甘红军和陕甘根据地，榜罗镇会议确定长征落脚点。红一方面军改编的陕甘支队，攻取腊子口，翻越六盘山，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陕甘的胜利，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与中央会合的强烈要求和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从苏联回国的张浩（林育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明确表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态度，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迫使张国焘取消了第二“中央”。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有力地增强了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力量。在中央争取下，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沿着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开辟的北上道路，越过雪山草地，到达甘肃南部。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一方面军一部）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在静宁以北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结束长征。

《长征》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揭示了紧紧依靠群众就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真理。长征中，红军指战员足迹遍布十多个省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为人民谋利益，建立中共地下组织，使约两亿人民群众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播下了革命火种。同时，红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长征中的艰难险阻。红军到达大渡河畔安顺场时，涛声如雷，浪高水急，漩涡密布，只有熟悉水文的船工才能摆渡。红军找到安顺场最好的船工，通过思想工作打消其疑虑，他又找到自己熟悉的几位船工。强渡大渡河战斗，红军17勇士登上小船。几位船工冒着枪林弹雨，驾着小船划向对岸，迅速控制对岸渡口。长征中的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会师陕甘，处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长征》展示了鲜为人知、生动感人的事例，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历史。《长征》说明，红军长征除了经过汉族地区以外，穿越苗族、彝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彝海以北时，被彝民阻拦。刘伯承接见彝族一个首领小叶丹，讲解红军宗旨和民族政策，实现“彝海结盟”。红一方面军通过彝区，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时间。红一方面军途经甘南迭部地区杨土司的领地时，深明大义的杨土司没有命令藏兵阻击，有意给红军开放存有数十万斤粮食的粮仓。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此，杨土司同样打开粮仓给予支援，并对掉队的红军战士给予搭救和安置。红军长征途经甘孜时，朱德总司令多次亲切会见格达活佛，促膝长谈。格达活佛大力动员藏族群众筹措粮草、支援红军，积极保护留下的红军伤病员。红军走后，格达活佛深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经常说：“红军一定会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红军长征在四川阿坝地区，充分尊重藏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帮助他们建立革命政权，得到少数民族人民大力支持，他们纷纷为红军筹集粮草，充当向导、翻译，甚至参军、参战。当红军离开阿坝地区时，几千名少数民族青年毅然决然参加红军，后来绝大多数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

《长征》展示了长征中的一系列重大史实，阐述了发人深思的历史智慧和鲜为人知的“中国故事”。从《长征》中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飞夺泸定桥后，他从四川天全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撰写了反映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长征中期，周恩来大病，彭德怀组织担架队，杨立三等人把周恩来抬出草地。杨立三逝世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祭，文职第一个执绋的是周恩来，将帅第一个执绋的是彭德怀。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期间，请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园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后，他与红军一起长征到陕甘。毛泽东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总之，纪录片《长征》依据党史、战史，以长征的真实历史和丰厚资料再现长征，以长征的革命精神叙述长征，生动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壮丽历程。通过观看《长征》，可以深切感受到：长征极大地锻炼了革命力量，逐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