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没想到袜子已经长在脚上，连着我的皮肉，生生地褪下一个壳儿来。

但心里还是感谢那场暴雪啊，如果没有那场雪，大家都扛不住了。停了战，我们高兴。雪后气温猛降，夜里生木炭火，每人每天发四五斤木炭，根本不够用。冻死冻伤无数，我的耳朵就是那时候被冻伤的，至今七十年过去了，依然每年发作。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有时根本喝不上水，敌机不停地在山顶轰炸，使我军无法出洞取水。我们就抽空到坑道口上，用毛巾包一团雪回来抿着。

坚持了足足八个月，我们终于打下了上甘岭。

当时咱们就一个迫击炮，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要不是苏联给了咱三门喀秋莎就打不下这场仗。

喀秋莎的炮筒一共七层，一层就有九个炮筒，一按按钮，七九六十三个炮弹唰唰唰的打出去，那个痛快。尤其是深夜作战，这喀秋莎打出去的炮弹在空中发着光，比现在人们过年放的礼花还耀眼，老人家自豪地笑着，还真像是说起了老情人！

喀秋莎打出去的炮弹爆炸率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万一有一枚炮弹没有响，我们也会千方百计把它找回来，怕被敌人捡回去研究了对付咱。敌军也一样，害怕咱们捡到他们没响的炸弹。

我说您说得很轻松似的，真的不害怕吗？

他说怕，怎么不怕呢？这是随时死人的事情，谁不怕呢？！但枪一响，打开就不怕了。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死就死了，怕死还能去打仗了？！接受任务的那一刻，你不知道自己去哪里，具体要干什么。

我问，每次的任务都不一样吗？！老人家说，这些任务都保密，到了地点才知道要干什么，有时候是修防御工事，有时候是看护物资，有时候是上前线。至于冲刺，是第一波儿还是第二三四波儿，都得待命。最后一波儿最难打，打到最后敌我双方都没有弹药了，或者太近了，就拼刺刀。有些汉子把上衣脱下一扔，光了膀子骂着娘拼命。双方人数不对等的时候，就看谁机智又勇敢。

你看，就是这样。老人双手抬起，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做握枪的姿势，猛地向斜上方一刺，眼神刚毅镇定，这叫正刺。再将刺刀一端下压，枪托抬起，身体下坐，又猛一用力，枪托儿从腋下反打出去，这叫反刺。

老人家补充道，在战场上，你要没胆识，不机灵，力气小，一下子就死了。

敌军的飞机时常飞到坑道口上来轰炸，我们就用手榴弹和步枪打飞机，也用82高射炮。你得会听是哪种飞机来了，战斗机来了是吱吱吱的发声，速度很快，就赶紧隐蔽。轰炸机来了就是嗡嗡嗡的，速度慢，要看距离打它，机枪打一万四千米没有问题；82高射炮打一万八千米高的；再近了就用手榴弹。

宣传飞机是万万不能打的，打了就违反了国际公约，高音喇叭安在飞机的翅膀上，用中国的普通话骂我们--你们投降吧!你们完蛋了！快滚回你们国家去吧！

可是谁都知道这是唇亡齿寒的事。北朝鲜的男人们大都死了，支撑着战斗的人民军只剩下9万人，其中女兵占7万，连团长都是女的，她们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全靠捡拾我们退下来的破旧的衣物缝缝补补遮身御寒。家家户户吃不上饭是常见的事情。而我们志愿军不得不经常接济她们。她们也时常给志愿军送去自家做的大酱，浇在志愿军的饭碗里。

1953年7月13日，志愿军宣誓后向敌发起金城战役中的第三次进攻，我志愿军火箭炮猛击已溃不成军的敌军。第二天，双方宣告停火。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书上正式签字。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艰苦的是露营，在山坡上半米多厚的积雪上露营！哪有帐篷，哪能睡着？睡着就冻死了！

死，在战场上是多么寻常的事。不死，反而成了例外。

抗美援朝中，我国志愿军先后参战共有130多万人，他们不畏艰难，主张正义，奋勇杀敌，能坚持到最后活着回到中国实属不易，有十四万中华儿女英勇牺牲长眠在了朝鲜大地上。

老人家说：“经常有人问我，你们这胜利是怎么打下的？我就说，全凭受罪打下的。真的，咱们全凭人多能受罪，死了一茬儿再上一茬儿。现在的孩子们追求享受，可不知道今天的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都是血肉搏来的”。

92岁的他，早已白霜满鬓，皱纹满面，言语却照旧斩钉截铁。看看相框里郭克文老人家当年在朝鲜战场坑道口上拍下的照片，大眼睛，双眼皮，饱满的额头，利剑般的眉，高挺的鼻梁，宽厚的唇，英气逼人。胸前佩戴着三枚勋章，精神勃发。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耀眼的青春，那是九死一生后依然满怀的豪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你会唱吗？

--会，这是每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会唱的歌！

由老人家起头，我们一起唱起了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着唱着我的眼泪流出来，哽咽着无法出声，老人家铿锵有力地唱完国歌的最后一个字。握紧我的双手说：“孩子，毛主席曾经说我们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我还是吗？”

我慢慢解下脖子上的红围巾，给老人家围上，郑重回答--

是！绝对是！永远都是！！！

（本文采访于2019年，成文后曾发表在娄烦作协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