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我国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第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内在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快速增长，在三次产业中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特别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35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53.4万亿元，年均增速7.8％，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2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50.8％上升到53.9％。尽管我国服务业内部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但服务业比重上升符合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一般规律，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必然趋势。在我国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就业增长也非常显著。2019年末，全国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6721万人，比2015年末增加3882万人，占全国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从2015年末的42.4％上升到2019年末的47.4％，是全国三次产业中唯一实现就业人员增长的产业，已然成为我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成为吸纳高学历人才的高地。平台经济等服务业新模式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提供了灵活就业方式，其产生的增量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就业压力。

第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升级的内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征十分显著，从生存型消费加快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于2017年首次降至30％以下，2018年为28.4％，这标志着居民生活已进入比较富裕的阶段。与此同时，我国服务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商品消费。预计在“十四五”时期，养老、旅游、家政等服务业市场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为了适应居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增加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迫切需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

第三，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需要。在“十四五”和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我国要着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打通流通体系和生产环节的淤点、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至关重要。比如，物流体系“成本高、效率低”的矛盾突出就是一个淤点和堵点。2019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7％，近年来虽已有所下降，但从国际比较看，仍处于较高水平。这其中虽然也有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影响，但同我国物流运输体系一体化水平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有很大关系。全国各种运输方式协同融合不够、运输组织化程度不高，公铁水空多式联运、转运脱节，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物流体系末端循环不畅。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还暴露出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不高、航空货运能力不足、境外物流网络布局不完善等突出短板。所以，《建议》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服务供给，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在“十四五”时期，推动研发设计、商务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发挥其人力资本、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优势，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水平，打造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

（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