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虎山

孩童时期我在农村度过，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父母抚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肩上的重担可想而知。父亲远在省城，家里的里里外外全由母亲一人打理。

母亲是一个心灵手巧、性格坚韧的女人。六个孩子中，三个姐姐为大。孩子多，每逢过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买现成的鞋和衣服，母亲提前几个月就早早准备孩子们的新鞋和新衣。母亲没有学过裁缝，但剪出的鞋样却是左邻右舍中最合适好看的。每逢过年，鞋样总是流传于乡间。母亲纳的鞋针脚细密匀称，针线力度不松不紧，大小正好，非常舒适，不卡脚不磨脚后跟，关键是坚实耐穿。

母亲常常坐在院子里或是在昏暗的灯光下纳鞋，年幼时的我喜欢看着母亲，在我眼里母亲是最美的，母亲的眼睛总是那样地明亮清澈，就像深邃夜空里耀眼的星星，永远安静和温暖。不论是手锥扎孔还是银针穿线，母亲总是在泛着油光流着汗水的乌发里轻轻划一下，一扎一穿一紧，动作不慌不忙连贯娴熟。我清楚地看到汗水顺着母亲的鼻翼落在洁白的鞋底上，悄无声息。银针有时候会刺破母亲的手指，懂事的我捧着母亲的手使劲吹着，母亲会笑着用手指抚摸着我鼓起的脸蛋儿说“没事”。

缝纫机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一部分钱加上一只羊换来的，有了缝纫机母亲的裁衣水平如鱼得水，衣服的大小裁剪、新旧更替需要母亲魔术般的巧手，母亲做的新衣服在喜庆的春节会让我们增光不少，走亲串友乡亲们总会夸奖我们的衣服做得得体合身。我们兄弟三人，旧衣服我穿的最多，虽然是旧衣服，母亲也会缝缝补补换作新颜。只要是母亲做的衣服纳的鞋，穿在身上脚上总会有一种亲切的温暖，那里面有母亲的汗水，一种深入骨髓无法割舍的熟悉味道。

在我的记忆中，中秋节的月饼便是乡村生活最美的食物。母亲从日常生活中一点点积攒几斤胡麻油保存起来，白面是当时的奢侈品，平时的餐桌上鲜有白面的身影，偶尔做顿白里透红的包皮面，全家人就像过年似的吃得稀里哗啦。母亲把装有白面的面袋子扎得很紧，放在干燥风凉处，我们只能远远观望，在遐想中咽着口水。

中秋节当天，母亲起得很早，给哥哥姐姐们做好早饭，下地上学的都走后，便留下我和母亲。母亲把面和胡麻油上称称好，按照比例开始和面，和好的面色泽金黄带着胡麻油特有的香味。然后，母亲把大小均匀的面剂子揉好，擀成面团，包好馅料，压在模子里，轻轻地磕在面板上，每一个上面都用筷子点一个红印，一个个印着精美图案的月饼经过炉火烤制就这样诞生了。待到一大笸箩月饼打好也已日头高照，母亲擦着汗水坐在凳子上，把做好的月饼递到我的手里。月饼拿在手里，口水早已泛滥。从中间掰开，香甜的红糖汁水升腾着芝麻的香味冲击着难以抑制的欲望，一口下去便是温暖的春天和母亲的怀抱。

端午吃粽子是返城后的事情。母亲身体好时，每到端午节就会早早地买很多糯米、粽叶、马莲和红枣。那时的宿舍区都是一排排平房，邻居们来来回回互相帮忙，弥漫着一种过节的气氛。我喜欢这种氛围，里面有很多纯朴的情愫。邻居们每年都要问：大姐今年包这么多啊！母亲总会笑着回答：没办法家里人多嘛。从母亲的眼睛里能看得出她此时的幸福和满足。

上学的时候总是看着母亲包粽子，时不时地打个下手，帮衬着母亲。工作以后我就完全加入包粽子的行列，分担母亲的一分辛苦和劳累。

母亲生病后，端午包粽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和父亲身上。每年临近端午节，母亲就开始催促我赶紧准备。按照母亲的吩咐和以前帮母亲的经验，我每年都把粽子包好给哥姐们送去。母亲患有糖尿病，在得病的起初，每次给母亲吃粽子我会把大枣去掉，母亲也知道自己不能吃大枣，而我明显地感觉母亲吃粽子不像以前那么香甜，没有了大枣，粽子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

又是一年吃粽子，母亲的病情在加重，母亲说自己想吃一个有枣的粽子，今年吃了明年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吃到。瞬间我的泪水冲出了眼眶。是啊！母亲已经到了生命的倒计时，身体虚弱得常常昏迷，我们还有理由不让她品尝久违的香甜吗？我把粽子喂到母亲嘴里，那粽子没有去掉红枣——母亲笑了，我哭了！

从前的端午我都要吃很多粽子，因为那里面有一种味道是母爱。

母亲走后，我再也没有吃过粗月饼、包过粽子，因为月饼粽子里已经没有了母亲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