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
“好方案！好方案！”看过之后，李洪保当即拍案叫绝，因为我的方案确实能根治渣山。
正月初五，当时的商钧经理、孟立正副经理和韩桂五副经理把我叫去，让我汇报治理渣山的想法。正月初九，公司召开厂、处级干部会议，把我也叫去了。在这个会上，就提到了我要治理渣山的问题。商经理问我：“你要多少投资？”我说：“一分钱也不要。”商经理又说：“不要投资你能搬走渣山？”我就谈了我的总体思路和具体的想法。我说：“渣子里埋着那么多东西，都是钱，以渣养渣这条路行得通。”在场的干部立即鼓起掌来。我知道大家是在鼓励我，也是对“以渣养渣”这条路的肯定，我心里踏实了。这时候商经理又问我：“你要什么待遇？”他说的待遇，无非就是指承包提成、工资奖金之类。当时兴这个。可我能要吗？搬走整座渣山，创效益将近亿元，按l%提成，是100万元；按l0%提成，就是1000万元。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解救出来，把我培养成一名共产党员，我的子女们都在太钢工作，生活过得很好，我要那钱干啥呢？于是我说：“我一不要投资，二不要待遇，就要个治渣权。在治渣过程中，属于渣山上的事，我一不请示，二不汇报，赚了钱也不上缴。有了钱就买设备，买设备我也不请示，目的是由人海战术，逐步实现机械化、现代化。”
不久，太钢相关职能部门快速介入，根据公司领导的指示，帮助我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承包方案。1983年3月，公司同加工厂签订了治渣承包合同。这是太钢走改革之路后的第一个专业承包合同，也是山西省国有企业的第一次经济承包责任制方案，我理所当然被确定为治理渣山的负责人。
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是可以骄傲地告诉所有人：“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我主要办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带头践行了‘承包责任制’”。
我说的这个“承包责任制”，就是与太钢签订的治渣合同。
治渣权是要过来了，可咱是个大老粗，没文化，所以请求公司给我派几个管理人员，特别是派几个懂技术的人。可人家不想来。想想也是，谁愿意来和灰渣坡怄气呢？于是我把眼光投向过去那帮老伙计。他们大都离休或者退休了，在家也是闲着。我就去找了他们，让他们在4月22日这天开个会，商量商量治渣的事。
当时，我还担心没人来呢，结果那天来了80多人，其中有工人、技术员、科长、处长。这些老同志思想红、作风硬、有技术，起了参谋和骨干作用。我在会上说：就是这座渣山，就是咱们这一帮老汉，要把它从太钢搬走。从今天起咱不分谁是官谁是兵，都一样，反正都是搬山的老汉。我让大家提要求，但大伙儿都说：“你都不要待遇，我们还要什么？干就是了！”听听这话多让人感动，一心为公的，可不只是我李双良一个人，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团队。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才敢向渣山宣战。
接下来，我便一头投入到废渣排放中。那时候不像现在先进，我就发动身边的人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东山找到一条大沟。经过与村干部多次协商，给村民做了细致耐心的工作，对方同意将废渣倒入沟里，之后再覆盖上黄土把大沟变成良田耕地；又一次次到太原市交通局北城管理站和运输四公司求援，讲解搬渣山的意义和改变太原市环境污染的好处，对方也慢慢认可了我的这种做法，很快帮助组织了郊区农民、汽车、手扶拖拉机、平车等人力及工具。
1983年5月1日，无论对我还是太钢，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们的承包治渣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渣场，震天动地的排炮声拉开了治理渣山的序幕。堵在太钢人心头的阴云，也从这一天拨开。自那天起，太钢50年来天天上升的渣山开始下降。
第一个月下来，就运走废渣8万多吨，回收废钢铁近4万吨。
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然而一百多辆车往东山大槐沟倒渣，路窄车多，上去的车下不来，下来的车又上不去，一时间造成了严重堵车。这可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号召大家出去寻找排渣点，以缓解眼前的矛盾。我也戴着草帽骑着自行车跟着垃圾车满城转，最后跟到滨河路。原来这里正在加固汾河坝堰，我找到工地负责人，对方提出要先看看样品。我马上返回渣场，取来满满一挎包废渣。他们一看就同意了。用垃圾充填坝堰，当然没有我们的钢渣好。对我们来说，往东山倒渣需按9公里路程付运费，往坝堰倒却是4公里。省下钱，又缓解了车辆拥挤的矛盾，真是好事情。
这一回，在汾河坝堰就倒了40多万吨渣子。
在汾河坝堰排渣期间，我又发现了河西区的楼房建筑工地。盖楼房不也需要回填料吗？我就又找了人家。经过建材研究所化验，我们的钢渣用来回填基础是上等的好材料，既然是好材料，那么可不可以讨个价钱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渣子不再是废物，而是商品了。后来河西建筑工地用了我们500多万吨渣子，该付l00多万元。我用这笔钱又买了他们的两栋楼房，解决了180户职工的住房问题。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盘算过，治渣的目的不仅仅是搬走渣山，还要创收，还要变废为宝。起初，每天装车雇铲车需要1820元费用，很让人心疼。偶然的一次，我在一家发电厂发现那里的煤是存在储煤仓中通过漏斗装到卡车上的。回去后，我组织职工奋战了一个月，用废料做成四个装车漏斗，这样就可以边装边选出废钢。投入使用后，效率比过去提高了9倍，每年节约装车费36万元。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不能简单地把钢渣倒掉！要挖潜！要增效！”我们常常这样想，也不断这样实践。
有一次在北京钢渣水泥厂，我看到磁选机一种设备，这种设备筛选中小块状废钢铁的效率很高。一打听，一台就得十几万元。于是我就买了几个大磁鼓，回来后凭着印象开始“照葫芦画瓢”自己做。经过一番辛苦的琢磨，我和同事们竟然鼓捣出4台磁选机！于是，用亲手做成的“宝贝”，我们从已经拣出大块废钢铁准备倒掉的废钢渣中，又回收了小废钢铁6000多吨，增加收入90多万元。
于是，我们一边搬渣，一边革新。废渣里，源源不断被我们挖出宝贝：拣出不锈钢渣1514万元；将高炉渣破碎后经过加工筛选代替石子铺路（一条19000平方米的柏油路节约石子费用近20万元）；用钢渣制成四方和六方水泥砖出售；加工破碎高炉渣，为山西省内7个矿棉厂生产矿棉制品提供了原料……
然而，旧废渣解决了，新的废渣仍每天排放着，渣场内冲天而起的渣尘仿佛一个无形的影子，搅得人吃不下饭、睡不稳觉。
时间很快到了1986年。我时时在盘算一个问题：“如何能把火车倒渣时扬起的粉尘控制在一定范围，让钢城和市区的居民不再吃尘土？”
一个刮着大风的早上，我来到渣场，正赶上一列拉渣火车在渣线上倒渣，渣尘随风扬起，把天空搅得混混沌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就在我躲到工棚后避风的间隙，却猛然悟出一个道理。我抓起一把渣土，向上扬起。果真，废渣荡起的尘土很小，而且很快就安安稳稳地落下来。
我不禁眼前一亮，急忙跑回办公室，拉住党支部书记李允宪的手问：
“甚样的墙最高？”
“城墙最高。”
“有多高？”
“三丈六，问这做甚？”李允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我们就建个三丈九的城墙，把渣尘挡住。”
“筑这么高的墙，地基能吃得消？”
“把整个渣场围起来，需要多少钱？”有些人摇头，有些人吃惊。
但很快，我给大家制定出精细、独到的方案，赢得同事们的赞成和公司领导的支持，并很快开始动手，做一道高高的防尘护坡。护坡所需土方全部用废渣代替，所需水泥砖用废渣、水泥制作。就这样，高13米、宽20米、长2500米的防尘护坡建成了，不但没有伸手向国家要一分钱，还赚下28万元。
就这样，我们的信心不断增加，职工们又在几公里长的护坡上建了假山、喷泉、亭榭、长廊，在梯田状的护坡腰间栽树种花，既绿化美化了渣场，又阻止了粉尘随风飘扬。听说在1988年夏天，一位西德炼钢专家路经这里时，被眼前威武壮观的城堡和鸟语花香的景色所吸引了，他连忙叫司机停车，拿着照相机三步并作两步，登上护坡，他怎么也没想到，花园一般的城墙里，竟是排渣场，连声说：“中国人，了不起！了不起！”
1987年5月，整座渣山已基本搬走，钢铁生产排渣出现了良性循环，再不为排渣难而发愁了。同时，在治理污染、综合利用方面也闯出了一条新路，现代化的渣场已经初具规模。
十年间，渣场共回收废钢铁83.76万吨，外运废渣1949万吨，创经济效益14154.48万元，盈利6606.10万元，购置大中小型设备112台，而且建成了年产l000万块砖的烧砖厂，东山水泥厂第一期改建工程也竣工投产。一座污染严重的废渣山，就这样变成了花团锦簇、绿树成荫的新渣场。
治理渣山以后，腾出空地1.48平方公里，太钢用来盖了22栋职工宿舍，建了一所小学、一所当时山西省设施条件一流的中学，建了安置几百名残疾人就业的福利厂房、福利大厦，还建了一座太原市一流的职工文体活动中心，一批办公室、库房，修了两条厂区公路干线，为太钢下一步的发展留下了一片大好场地。
1988年，冶金工业部部长戚元靖同志考察渣场后高兴地说：“太钢的渣山已经变成了山西的又一名胜。”
当年6月5日，我也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为人类生存环境作出贡献的全球500佳”成员的崇高荣誉，同年12月，荣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500佳”金质奖章。
1990年1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临太钢渣场视察，记得他当时握着我的手说：“现在为什么要讲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呢？我看在你身上就体现了这个东西。不要只看到拣了几十万吨废钢，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志凌云；体现了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了勤俭持家、勤俭办企业的风气和主人翁精神，这是很可贵的，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随后又亲笔题词：“学习李双良同志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把太钢办成第一流的社会主义企业。”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最高赞誉！
1993年，太钢在渣场为我树起了半身铜像；2003年，太钢把渣场门前的这条路命名为“双良路”，把渣场门命名为“双良门”。
1995年，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李双良等8位英雄模范，号召全国人民学习。
前面我说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治渣；二是坚持以渣场为教育基地，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亲身经历教育下一代。
治渣后，渣场先后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环境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并先后创建了“李双良档案馆”、“展览馆”、“接见亭”、“题词碑廊”等十多处景点。昔日的治渣战场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接受教育、陶冶情操、奋发意志的精神家园。我也力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和感染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美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瓦诺博士曾经这样称赞过：“这是惊人的成就，堪称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美国全国研究会水种理事会主席专家阿门多拉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成果，它标志着一个伟人的深谋远虑和首创精神。”
我知道，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同时治理了污染，这一举动也成为循环经济在太钢的端倪。此后，太钢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重中之重，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高污染、高消耗的传统生产模式。
近年来，在实现绿色太钢进程中，太钢人一直在传承着这种精神，以一种更加自律的精神践行着循环经济的理念，用争创全球第一的气魄与胆识对循环经济作出更好的诠释。
公司董事长李晓波也说过，太钢就是要成为冶金行业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的示范企业，不仅定位到中国钢铁行业，与欧洲及日本钢厂相比都会领先。
我很高兴，李双良精神能成为太钢的企业精神，成为太钢的文化内涵，激励着太钢坚持走生态工业化发展之路，大做“循环经济”的文章，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到关系企业生存和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高度。如今的太钢真令人高兴，早已彻底改变了“烟熏火燎”的传统面孔，正以蓝天碧水的昂扬身姿，向世人展示“绿色工厂”的全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