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40年，是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40年，也是太钢人豪情满怀不断书写辉煌的40年。一代代钢城奋斗者用青春热血参与和见证历史，还有更多奋斗者正在用青春谱写新时代太钢改革发展新篇章。从今日起，本报开设“改革开放40周年——见证”栏目，追寻改革开放时代钢城儿女的奋斗足迹，讲述他们与企业同命运共成长的奋斗故事，带动全员阔步迈向太钢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李双良口述李建国整理

我是太钢退休职工李双良，今年95岁了。赶上今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由此，我们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回看改革开放以来自己走过的路，我总结，自己主要做了三件事。这第一件事，就是带头践行承包责任制，治理渣山，消除污染，造福子孙后代。

大家知道我李双良，都是因为渣山，那我就从渣山说起。

太钢的渣山，绝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它是太钢昔日唯一排放工业废渣的场地，从1934年建厂以来，历经半个世纪的堆积，太钢渣场已经形成一座高23米、占地2.3平方公里、体积达1000万立方米的“庞然大物”，而且还只增不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太钢钢铁产量迅速增长，排渣量也逐年增加，不仅影响太钢的生产和周围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也对太原市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而且由于渣山坡度增大，运送废渣的火车经常发生翻车事故。

搬掉渣山，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当时，太钢领导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有人提出两种治理方案，一种方案是排完渣后，用提升机再往上堆，继续提高渣山高度，但这样既工作繁重，又会加重污染；另一种是在郊区开辟新渣场，但当时太钢的钢铁产量都已突破百万吨，排渣量日渐增大，即便建新渣场，还得修运送废渣的专用铁道，所需投资极大，两种方案都被否决了。

我1947年就来到太钢工作，可以说是亲眼看着渣山越堆越高，越来越大。1983年，我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但这座污染严重的渣山却是我放不下的“心病”。那时有人听说我要退休了，知道我有工业爆破技术，找上门高薪聘请让我“出山”，我都一一回绝了，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太钢搬掉这座“大渣山”。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了我治理渣山的希望和勇气。经济承包制的推行，让我对治理渣山有了新想法。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工人阶级的使命感，让我还想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彻底解决渣山治理这个“老大难”问题。

为了尽快制定出科学、经济、可行的治理方案，使太钢早一天走出排渣难的困境，让太原人早一天摆脱环境污染的困扰，我坚持每天早去渣场一小时，到渣山上进行测量，对钢渣的指标数据进行采样分析，把几十年的出渣记录详细地抄录在笔记本上，掌握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做到心中有数，就这样治渣方案渐渐地在我脑子里形成了。

1983年年初，我向加工厂和太钢递交了《关于承包开发治理南门渣场的报告》，提出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只要一个治渣权，自力更生，保证七年内搬掉渣山。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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