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应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四十五岁。四十五岁应该算是中年人了。那时我已经知道过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穿新衣服，吃饺子吃肉放鞭炮。所以早早就扳着指头，算着日子，希望新年这一天的到来。

到了腊月二十四，父亲的学校放假了，我站在村口等着父亲，望眼欲穿地等着过年给我们买下的鞭炮以及新年的衣服。父亲终于骑着自行车渐入我的视线，我们弟兄三个迫不及待地叫喊着，父亲下了自行车，摸着我三哥的脑袋，我望着父亲自行车后空荡荡的车后架，一股失落的感觉油然而生。也不敢多问什么，我们父子四人回到了家里。那时候，奶奶当家，父亲的工资悉数交给奶奶，由奶奶支配父亲仅仅四十块钱的工资。我们弟兄五个，大哥计划正月里结婚，对于我一个十岁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得大哥结婚是要花去父亲五年不吃不喝工资的总和，只想着过年这一天穿上新衣服和小朋友们一起去放鞭炮。所以就悄悄地问母亲我过年的新衣服给买好了没有。也许对于母亲来说，过年穿不穿新衣服都是无所谓的事情，的确我发现从我记事起，从没见过父亲母亲过年换过新衣服，因此母亲也就毫不避讳地对我说今年要给大哥娶媳妇借了好几百块钱的外债，没钱给我们准备新衣服。当时我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赌气一个人跑到村外的打谷场里靠坐在麦秸垛边任凭寒风吹着我脸上的泪滴。直到四哥找到我，并被他揍了一顿，最后还得一人捆了一捆麦秸秆背着回家烧火做饭用。

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从父亲回来这一天，邻居们就拿着红纸让父亲为他们写春联，再加上大哥正月里准备结婚，所以家里邻居就不曾间断过。父亲写春联，我帮父亲倒墨汁，压红纸，写完后还得平拿着放到地上等着干透。爷爷则抽着烟和男邻居们聊大哥结婚的事情，有时来的是女邻居，则和奶奶聊过年准备得怎样了，娃们的衣服买好了没有，每当我听到这里，心里酸酸的。奶奶则随声附和好了好了。父亲则赶快让我接过她们的红纸，迅速裁开，哗哗哗给她们写好春联或是打发我把写好的春联给谁谁家送去。

年前父亲就这么忙着，非常充实地忙着，一直到三十下午的时候才可以收起砚台，洗涮毛笔，捶一捶他酸痛的腰。母亲和奶奶准备着过年的吃的。腊月三十这一天，母亲剁好白萝卜，拌上一点点猪肉，开始包饺子，这就是我们的年夜饭，吃完早早睡觉，就等着爷爷凌晨四点半叫我们起床接神放炮。估摸到了凌晨五点，父亲在爷爷的安排下，摆供品，烧香炉，给神仙磕头。我们兄弟五个给老天爷磕完头后就等着爷爷的一声令下，点响接神的鞭炮。只有此时，在鞭炮的劈里啪啦声中，父亲才长长地舒展了一下一年来疲惫的身躯。意味着我们这些儿子们又长大了一岁，又过了一年。一年一年，老大结婚了，还有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可都得拿钱说话，年好过，日子难熬啊。后来长大懂事以后我才感慨父亲的年是煎熬的年；父亲的年，是无奈的年；父亲的年，是麻木的年。十岁的我怎能懂得大人们的年，觉得没有新衣服穿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以至于都没有胆量出去和小朋友们玩耍，硬是在家里待了整整一天。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也到了四十五岁父亲曾经的这个年龄，好在没有父亲那时候经济上的拮据，哥哥们自食其力，都在为美好的生活奋斗着。父亲也八十高龄了，我们都工作在外，平日里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看望一次父母亲，也许是借口工作太忙，也许是借口家里琐事太多，每次过年，不是缺老大老二，就是缺老三老四甚至我。说真的，到了四十五岁，我才发现我的确对过年没什么兴趣，不知道哥哥们是否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虽然我对过年没什么兴趣，但是年还是要过的。特别是父亲，尽管左右不了我们过年务必回家来，可年货早早就准备妥当了。怕一个冰箱放不下吃的东西，又特意买了一个冰柜，万事俱备，就等着我们回家过年。现实是残酷的，条件是不允许的，父亲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怎能装下儿孙满堂的二十来口子。可是不管怎样，无论那家过来和他一起过年，父亲都会拉着孩子们的手，关心他们的学习情况，询问兴趣爱好。母亲则兴冲冲地走进厨房端出热菜，父亲高兴地拿出酒柜里的好酒陪我们谈着往事，迎着新年。

看着白发苍苍的父亲见到我们以及孩子们后脸上露出的甜蜜笑容，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叹：父亲的年，是期待幸福的年；父亲的年，更是期待团圆的年！